独钓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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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士”原指成年男子，后泛指介于大夫（古代低级官职）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多为有些文化的人，在等级社会中称其为“士大夫”也就意味着与贵族沾上边了，至少有一个人格独立的社会优越感与道义责任感。也就相当于西方称其为知识分子的人。它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然要求，这种“士大夫”在我国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它最兴盛的时期，这才有文明社会“百家争鸣”大好春光的开始。这时“士大夫”的独立地位非常之高，甚至有“帝师”之美誉，以孔子为最光辉的代表。民间更有“万般皆下品，唯独读书高”一语广泛流传。这种传统从官方到民间一直延续下来，从形式上看甚至是越来越高。孔子的封号，一直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也多次宣布重视知识分子，国人都没不因此以文明古国而自豪！自豪了数千年后，现在仔细一看，才发觉上了当：历代统治者尊重知识分子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都是在不妨碍其皇权的大前提下的、旨在装饰的“作秀”（“做戏”、“作骚”或“摆花瓶”）。它们不仅不会尊重知识分子作为其存在价值特征的独立性，甚至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剪灭它！需知，适应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然要求而产生的“士大夫”的灵魂，正在于其人格独立的社会优越感与道义责任感上。从这一实质上看，中国的士大夫早已一天天死亡了。在统治者精心设计的奴性的陷井中死亡了。它的死亡标志着社会文明的大倒退。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发展的各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统一后，野蛮的皇权只允许“士”附在皇权这一张皮上以实现其“忠”，才可以生存下来。这就使“士”从失去独立而走向死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的大规模剿灭异端实行的思想文化统治，历代虽因分合治乱时有紧松，但总的说来是在“百代皆行秦政治”中加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一个“赚”字把历代皇帝对士大夫的 “良苦用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士大夫精神一开始被排除于主流社会后，还时多时少地残存于民间。到“马克思加秦始皇”，引入了自封为是可以垄断的唯一真理的“战无不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实行极权主义的思想文化统治后，连能“藏垢纳污”的民间社会也被取缔了。毛泽东从来就是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到获取了全面独裁大权后，他更是对知识分子实行既“触及灵魂”、又 “触及皮肉”的全面专政时，迫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士大夫通过“洗脑”、“交心”、到“脱胎换骨”，不屈者连同肉体一齐消灭，苟有生者则灵魂早死，并巳驯化为靠食同类残血而生之奴。真正的士大夫彻底、全面死亡了。从此“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只剩下皇帝与流氓，任驰骋”。从士大夫本身来说，实现灭亡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在专制统治下消灭其独立人格培养其奴性，培养其为驯服工具，以这奴性取代可贵的独立性。对个别的实在不堪教化的，就将其思想连同肉体一齐消灭！这是有数千年传统的到近半个多世纪达到高峰的多么惨烈的一部思想文明灭绝史啊！从精神方面讲，历代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总是不遗余力地一方面标榜尊重孔子、尊重“士”人，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改造孔学、建立适应其巩固统治的新儒学（特别是以后的宋明理学）为其服务。遵循着“要消灭一种已有广泛影响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将它改造成为自己服务的学说”，即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原则，把百家争鸣时代上下求索、提倡“学而思”的孔学，渐变为实现其思想统治的并带有宗教色彩的“儒教”，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高呼“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天理”也就是他们“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以 “天降大任”而拼命维护的“道”与“礼”，提倡“克已服礼”。他们很看重这个“道”，达到了“道不同不与谋”的程度。拿现在的话说，其主要就是讲政治，是以政治为最高的中心（哲学、科学与宗教都处于次之，这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不同），“灭人欲”更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缺失这一大患，在一个个体缺失的文化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潮的，因为民主的精义就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儒家的“道”主要就是治国、治世之道，讲的是以“国”为重，而“国”就是以国之代表“君”为重（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影响与决定的，不是以民为重，更非以人为重，用“代表”一说就巧妙地转换了概念）。“治”就是稳定高于一切，稳定的基础就是“三纲五常” （不是平等）的安定团结。什么以民为本，替百姓说话，也是希望圣上施行仁政，也是从属于治国之道的，当然也反对昏君，甚至讨伐暴君，但却不反对“皇权”，甚至崇尚明君，反对霸道，主张王道。然而却从不讲个人自由与发展，也没有民主平等的理念，思维方式多从道德层面出发，不大重视逻辑层面，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生而性善或性恶，也从不探讨一下人应否是生而平等，因为这些都属于有碍“天理”的“人欲”，是当“灭”的对象。而“学”的理想便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嘛！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本文引用过的“万般皆下品，唯独读书高”一语前，还有重要的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他们的道德观就是以 “忠”、“孝”纲常为最高准则，不能“闻达于天下”时，亦要“独善其身”。这是从小就代代相传的，教育孩子就是“要听话”，要 “识时务”，学会“巧言令色”，要确立好自居的位置，“规规矩矩”处世为人。“士”就变成了“为知己者死”的一副奴才相；当官是皇上的奴才。历史上的皇上，大多为霸道起家的流氓，得势后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必然需要有文化的奴才。培养奴性是消灭统治者最惧怕的“士”的独立性的最佳选择。仅管如此，知识分子的思考与观察、良知与正义的理想追求，往往又与皇权专制的现实发生矛盾。所以，历史上正直的知识分子，又总受专制的迫害。另外，在权力斗争中也会使知识分子因“忠”而夹在中间受难。这些“思想受难者”常常又曾是“施难者”，就是在大兴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的建立中，不少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官家知识分子也是“名垂青史”的（这既不是竞争问题，也不只是“文人相轻”，而是陷害与残杀，已从“奴才”发展到了“帮凶”！）更不用说从幕僚、师爷、秘书到写作班子“梁效”一代代“文化奴才”替主子所作的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了。毛泽东当年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皮毛的比喻，是非常生动的。长期的传统的专制主义统治与生存的艰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孝的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与奴性，到“秀才遇见兵”时更使知识与正义蒙尘，最多也只能以独善自慰，以至发展到愚忠、愚孝。这种德性又进一步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发展。就这样“消灭其精华，弘扬其糟粕”，彻底改造了孔学。纵观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维护原有政权一方总是打着尊孔牌位，高呼“安定团结”；而企图推翻原有政权的一方，便总是高举反孔大旗，高呼“造反有理”，到了新政权建成后需要巩固其统治时，又祭起尊孔牌位就是。孔学总是不断地反复被改造、利用、充实。孔子是批了又树、树了又批。尊孔与批孔的文字何止千万，反反复复，各取所需，因为立论不同解释各异便都是“言之有理”，一直弄到了今天。其实两千多年间各取所需的传统儒学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这种以“忠”、“孝”为中心的“纲常”传统数千年来根深蒂固，只有到了近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919年的“5．4”运动才出了现转机，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启蒙，可是，这好景不长，从1927年开始国内政党争权斗争日益加剧，以及后来日寇入侵，中断了这个启蒙，救亡与革命代替了启蒙，启蒙的带头人物在梁启超和陈独秀之后，堪称“民族的脊梁”的，有鲁迅、胡适、殷海光，有储安平、……，有遇罗克、林昭，……。他们都一一蒙难，他们惨死的时候，周围全是兴高采烈的看客：储安平在被侮辱和殴打之后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遇罗克在一片狂热的“打倒” 声中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枪杀之后，还居然强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钱的“子弹费”！经过几次浩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之后，魂飞魄散的知识分子们沉默了，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传统断裂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全部被纳入体制以内，丧失了“独立进款”，成天只能“为稻粱谋”，“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备受民众关爱的民间人士、“社会贤达”也没有了，在高度极权主义下从1949年起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了，特别是这个体制被当作国家和人民最高利益的全部唯一代表以后，发展到其极至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时多时少还保留在民间的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也彻底完蛋了。在历次以迫害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那种善于自贱、自辱的奴性水平，真是达到了举世无双、令世界震惊！这可以郭沫若等先生为最生动的代表。启蒙的微弱影响也在1957年夏天最终地被剪灭尽净，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大旗下，在大跳 “忠字舞”的步伐声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在高呼救世主“万岁”和“做驯服工具”的膜拜声中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顶峰。就是在1957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最多也只是感到当局不信守承诺、不讲信义，搞了“阳谋”，误了“士”的一片忠诚，对后来的仅以“改正” 处之，也深表感激涕零，个别的虽也觉不公，但却亦可接受，“母亲打错了儿子”也是可理解的，因为这并非争民主自由之根本矛盾也。拨乱反正后更常听到赞美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虽受辱而无怨无悔的“崇高品格”，这种赞美实际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批判。在起码的是非与正义面前，虽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明白，但迫于生存也早已习惯于明哲保身而“噤若寒蝉”了。当局更是大力提倡稳定号召忘却。积淀下来，竟形成了今天挥之不去的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泛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说穿了就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奴隶主义（李慎之语），专制孕育奴性，奴性又滋养着专制，就这样在相辅相成中践行了数千年。在实现市场经济的转轨后，如果没有紧跟的社会政治文明转轨，上述的传统中的权势的奴性，自然地又极易转化为权势与金钱的奴性，可贵的“士大夫”精神就在这奴性的日益膨胀中彻底死亡了，使中国知识断代、文化断代、传统断代。只要稍加注意到近年来累禁不止且日益严重的医生收红包、教师搞应付、教育变味、学术腐败、职称贬值等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代表社会良心的作用，发展到整个社会丧失正义与诚信，导致社会各方面大面积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腐败！社会良心、道德、正义的全面毁灭。使社会文明之路断裂！这就是今天已经可以强烈感受到的面临的严重危机啊！这绝非危言耸听，这就是我们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真正的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而不是国家的或政府的，更不是哪个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何时才能超越上述历史，从“体制”中彻底解放出来，重获新生，走上有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的道路，重现“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以完成中国自由与民主的重新启蒙，使古老的中华告别数千年来的臣民社会，建设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实现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真正溶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啊！

      我同我们数亿万老百姓一样不属于任何派别，也不迷信于任何主义、宗教（包括无神论）与任何名人、偶像等，对形形色色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学说，当然我也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有时也有自己的见解，更多是没有看法或不表态，我无权要求别人一定要同意什么，同样别人也无权这样要求于我，对已不迷不党，对人和而不同；我只愿作一个保持精神独立的、极普通的人而已.

俞云阶画 一个悲哀的事实是，从集权专制制度中诞生的民主斗士往往是那个制度的殉葬人。他们的思想、生活习惯、语言都与那个制度不能分离。他们虽然是以 与那个专制制度对立的方式存在着，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反对、仇恨那个制度，他们的生命、经历、思想都源出于那个制度。 专制与反专制是同一棵时代树上结的果实，他们合在一起才组成那个时代的历史。专制制度的死亡同时宣告了在那个专制制度下被压迫和 侮辱的灵魂，以及不屈不饶地与其斗争的革命斗士的死亡。新的时代属于下一代，新的一代无法理解在旧制度下挣扎和奋斗的父 老的痛苦，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旧制度死亡后，那些在旧制度下受苦、受伤的前辈不能从残酷的记忆中走出去。他们不能懂得他们父辈 的生命、青春已经被烙刻在那个时代之中，忘记那些记忆，忘记那个时代，也就是忘记他们。而且更令人悲哀的是，新的一代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那个逝去的时 代。

 

 

 

   当年饿着肚子要去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狂热；今天靠着低廉劳动力和巨大人数堆砌起一部分先富起来后的忘乎所以；这二个似乎不同的行为之间有无联系呢？

　事实上，百年来中国人所受到主要痛苦并不来自于外国人，并不来自于国家不统一，并不来自于中国不强大，而主要来自同胞不能善待同胞。

　不管是为了要解放世界人民，不管是为了要使祖国统一，不管是为了要不受外国人欺负，不管是为了要使中国在世界上称霸，不管是为了美国人200年前杀过很多印第安人，不管是为了八国联军曾经烧毁园明园，不管是为了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不管是为了布什侵略伊拉克，不管是为了这些中国人是阶级敌人，不管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或者其它种种理由，都不应该成为可以欺负同胞、中国的下等人应该受苦和不配享有民主的理由。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有权人、有钱人和人上人，在春风得意、光宗耀祖的时候，仍能克制自己，夹着尾巴做人，以平和、宽容、仁慈、慷慨、博爱去善待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穷人、没有受到教育的人、残废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出身不好的人、有罪的人，那么中国希望的太阳升起来了。

 在人类的各种罪行中，没有比以爱
　国的名义建立的功勋更令人发指。
　小偷、强奸犯、强盗、杀人犯在爱
　国者之前可以略为不计。

　在爱国的旗帜下，人们理直气壮地
　去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去烧毁村庄
　和城市，去抢掠敌人的财产，去强
　奸妇女和消灭一个民族。令人悲痛
　的是那些倒在爱国旗帜血泊中的尸
　体，大部分都是被他们的国家蹂躏
　和不为他们的国家所爱的下层民
　众。

　人啊，请警惕以爱国的名义和概念
　所挑起的暴力，请牢牢记住对于下
　层民众来说爱国是一个过分奢侈的
　游戏。

 

　人生有一个目的吗？

　当你来到这个世界时，你迷茫的，无可选择的被从
　不知处莫名其妙地抛到这个世界上。

　当你悟察到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你就在情欲、性
　欲、虚荣、食欲……（不知道是谁将这些发条强加
　在你的身上）的驱动下开始了钱、权力、地位、名
　誉、爱情和知识的角逐。不管你在这场角逐中得到
　 毕加索画
多少成功，最终你又会无可选择的被迫离开这个世界。于是你又迷茫
地去了，就象你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什么你也未带来，什么你也
未带去。就象一个孤儿一样，不知从哪里来的，也不知上哪里去。就
象一个无知的孩子一样，不知为什么要来，也不知为什么要离去，一
切都是这样无奈。

人类确实是悲哀的，它的悲哀在于它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它的悲
哀在于它不知来处又不知归宿，它的悲哀在于它的无奈, 无可选择的
去走一段被七情六欲牵引的路。

人类的悲哀是无可慰藉的，所以人类才苦苦地祈求和歌颂他们从未见
过的想象中的父亲—上帝，还有比这种祈求和圣歌, 更令人心碎吗？

 

 

		
　　　　悟　滋　淡　节
　　　　天　地　名　鸿
　　　　理　气　利　志   
　│
　│
　自
　勉











　　李香江画

     皮卡：皮卡（ＰＩＣＫ－ＵＰ）又名轿卡。顾名思义，亦轿亦卡，是一种采用轿车车头和驾驶室，同时带有敞开式货车车厢的车型。其特点是既有轿车般的舒适性，又不失动力强劲，而且比轿车的载货和适应不良路面的能力强。最常见的皮卡车型是双排座皮卡，这种车型是目前保有量最大，也是人们在市场上见得最多的皮卡。
在中国汽车行业中，皮卡只是个细分领域，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它列为"边缘"车型，然而它却创造出了其他车型不能创造的奇迹，其主要标志是国外皮卡至今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而原因就在于以长城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在进行着顽强的阻击。皮卡在中国有从边缘回到主流来的机会吗？
影响皮卡市场发展的宏观因素
　　（一）有利因素
　　1、政策有所松动，解禁势在必行
因为城市限行成为皮卡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对这种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皮卡限行的逻辑是因为影响交通、环保、市容，所以要对所有货车限行；皮卡在中国又是属于货车，自然也进入限行行列； 这种逻辑自然不足以服人，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不公平，以出身论的做法也经不起推敲。
      比如说，要讲市容，现在的皮卡越来越新潮时尚，并不会影响城市风景；何况在国外，皮卡也拥有和轿车同样的待遇，在纽约、东京这样的大城市皆可畅通无阻，为什么在国内就不行？要讲交通，皮卡集代步、运输、旅游多功能于一身，一车多用，减少了购买不同类型汽车的要求，既能圆国人的轿车梦，又对解决交通起一定促进作用。要讲环保，如果统一实行一个排放标准，那么只要达到这个标准的汽车就不应该限行---事实上现在许多国产皮卡的排放并不比轿车差，但何以对皮卡还要区别对待？
       从消费观念看，皮卡的宽敞舒适及轿车化趋势正在改变一些人原有的看法，中国是农业大国，现在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方兴未艾，皮卡的实用性、安全性很快就会体现出来，有些中西部的地级市也跟着一级城市对皮卡限行简直幼稚可笑。 
　   从技术进步看，皮卡的技术升级步伐正逐步加快，欧Ⅲ发动机、电喷系统、环保空调、电子技术、先进的安全控制系统等，在皮卡产品上已广泛运用，早已一改粗糙、噪音大、油耗高的形象，限行本身就是对皮卡形象的伤害。 
 　 从产业发展看，皮卡行业是汽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长性不容忽视。目前皮卡企业已发展到30多家，产量将近20万台，技术装备水平和创新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及"十一五"发展纲要，都明确要大力发展自主品牌，不管是从皮卡产业本身的发展还是从促进自主品牌层面看，歧视皮卡都有背汽车业发展的主导方向。 
　  企业界人士呼吁为皮卡松绑，曙光老总李进巅建议，"第一，将皮卡从货车目录剥离，划入乘用车目录，享受与乘用车同样的道路使用权，采用同样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第二，交管部门不要对皮卡制定专门的限制性政策，给皮卡企业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 吉奥董事长缪雪中呼吁，不仅要对皮卡在中国的成长给予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也希望政府在税收、尤其在技改、创新专项补助资金等相关配套政策上给予支持。
　  应该说，现在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对皮卡限行，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这种政策也必将难以为继。

　　2、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
中国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上，从国内市场看，广大的农村市场、中小城镇及二、三级市场正在启动，消费潜力十分巨大；经济型皮卡的私人用户购买量占据绝大多数，私人购买会逐渐成为皮卡消费的主流。对于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来说，乘人载货两相宜"的皮卡车是小排量轿车所不能替代的，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用户群体，而且这个用户群还在不断扩大；二是柴油机皮卡大批量进入市场，很多用户为降低使用成本，于是耗油量较低的柴油皮卡应运而生，几乎所有的品牌均推出了自己的柴油皮卡，已经占据了整个皮卡市场的大半江山；三是一些新品牌如吉奥、东风、和一些民企纷纷进入皮卡市场，整个行业群雄四起，各厂商促销不断，共同做大了市场；另外，中国皮卡经过十几年的竞争发展，年年更新换代，装备和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而价格却越走越低。在综合性价比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更适合创业者、个体户的购买。          
在今后，大中城市的物流运输也会朝着小型化、高速化的方向发展，有关人士曾预测皮卡会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力车型。不管政策环境的后天不足，还是皮卡制造商怎样感觉着市场的危机，皮卡在中国市场的生命力依然强劲。只有没有市场需求的行业才是最大的危机。
从海外市场看，中东、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的皮卡市场正不断升温，欧美市场更有待大规模切入。目前，国际市场上，通用、福特、丰田和日产等公司主要把控着高端皮卡市场，而中、低端市场则相对空缺，中国早就是世界工厂，国内也有很完善的零配件企业的配套，随着国内皮卡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品牌的成长，在成本优势及价格优势下，这些市场大有可为。国内皮卡企业出口连创新高就说明问题。皮卡出口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的一个最大亮点，下半年以来，自主品牌出口新闻不断，其中皮卡是中国汽车出口的主力军。相信政策制定者也不会视而不见的吧？

3、皮卡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地域辽阔，道路情况复杂，公路等级普遍较低，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应该说皮卡生存发展的空间更广阔，皮卡乘客载货两相宜，相对于微车和家轿它具有驾乘空间宽敞，底盘高、通过性好的特点。正是这"一车两用"和适中的价位，相信皮卡会成为汽车进入家庭又一受欢迎车型。皮卡为人推崇的还有它的多功能性，双排座椅驾驶室乘座5人，同时，后货厢可运载较多货物，特别适合小批量、随机性运输和外出旅游。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皮卡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和石油、电力等特种用车。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皮卡逐渐将自己的目标"受众"定位于富裕的农民家庭、个体私营业主和发达地区城乡结合部。越是私营经济发达的地方，皮卡的销量也越好，浙江地区已连续多年荣登皮卡车销售冠军的宝座。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类似浙江可能会出现。

　　（二）不利因素
　  1、政策因素
 　  日、韩等国都有一些扶持自主品牌的"工业法"、"促进法"等，积极发展自主品牌，推动自主创新，而国内的曙光、长城、中兴、吉奥等企业，本身就是自主企业，国内相关部门振兴自主品牌的口号震天响，但皮卡产品在中国却倍受歧视 。
皮卡之所以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更多的是历史原因。当年皮卡进入中国时，政府对轿车购买实行严格审批。 皮卡车从日本引进时以货车的名义申请生产，但让皮卡想不到的是，皮卡最终如愿以偿地进入货车之列，但是大中城市随后纷纷出台对货车的限行政策，皮卡厂商顿时处境尴尬，皮卡车的生存面临最关键的制约。更要命的是，由于目前皮卡在生产管理和交通管理都已被列入货车行列，限行政策松动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像北京现在都在讨论是不是该控制轿车总量了，这种时候皮卡要求进城几乎没门。如此看来，在可预见的将来，皮卡厂商恐怕不得不戴着限行的这个紧箍咒继续这种尴尬的生存方式。
     因为市容、交通、环保等方面的考虑，目前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对货车限行，区别的程度只在于是全天限行、分段限行还是分时限行。比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全天限行，沈阳、呼市、郑州、武汉等市主干道全天限行，西安、昆明、成都等二环以内全天限行。在限行的城市中，地市级城市占了一大半，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对皮卡都有限制，不另眼相看的只有福州、深圳、西宁、拉萨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城市。
    限行政策导致了皮卡行业一直得不到正常的成长。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是，目前在北京、上海等严格限行的大城市，皮卡的销量几乎为零。而事实上，由于亦轿亦卡的特点，这些城市的中小企业主和家庭用户对于皮卡持欢迎态度。

 　2、缺乏高层次的竞争，不利于产业未来
除了失去中心城市市场外，大中城市对皮卡限行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国际汽车厂商对国内皮卡一直敬而远之。皮卡在国际上是一个流行的车型，由于其既能载人载货又兼有越野性能的特点，皮卡在汽车行业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有资料显示，无论是美、日先进国家，还是泰国、菲律宾、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皮卡整车的销量一向不错，有的市场份额在1／3以上。
      但因为限行政策，外国厂商看不到在国内合作皮卡的前景，除了日产、五十铃等少数几家外，大部分国际汽车巨头都不敢贸然涉足这个领域，以至在国内汽车行业中，迟至今日，皮卡行业还是少见地由国内厂商唱主角。缺乏足够的竞争虽然保护了这个细分市场，但是也导致了国产皮卡升级换代缓慢，一直局限在有限的价格区间竞争，由于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即使出口的产品附加值也不够。
3、消费习惯
中国国内，由于目前国内的皮卡主要是那些日式或仿日式的老产品，只能称为工具车，和美国市场上的皮卡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能给人带来令人满意的驾乘舒适性。人们说起皮卡，多多少少会想到农用车、货车之类，还有人把它叫做的士头、农夫车；更有人戏称为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给人一种瞧不起皮卡的感觉。另外，消费者潜意识里也有"轿车情节"作怪，再者，现在国内买车的多为白领等中等阶层人士，而国内目前就没什么好的皮卡供他们选择。因此，国内远未形成自己的皮卡文化，而皮卡在中国，目前也绝非主流车型，产销量不到3%。另外国内很多小企业，一年也就几百辆的产销量，服务何从谈起？甚至一些大的生产企业的服务也是不能让人满意。

    台州市场皮卡竞争现状
台州有大量的私企和个体工商户，更是个人创业的天堂，这里经济活跃，思想开放，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皮卡的保有量和消费习惯也较其它地方成熟，所以这里是生产皮卡的厂商必争之地，从我的调查中看到，长城、郑州日产、江铃、庆铃、北京福田、东风、吉奥、曙光等国内知名厂商都有4S店或较大的产品展示，这里成为个厂家的战略必争之地和最新款车的发布地区，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我的感受：
1、车型和科技含量有所提升
目前的国产皮卡大部分为日式车型，包括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这些产品虽然便宜实用但是在款式上较为陈旧，与国际主流皮卡相比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国内皮卡车过去一直在经历着日本车型的"克隆"时代，现在我感觉生产厂家在设计上尽可能融合两种不同的风格，既照顾国人的审美习惯又向国际主流靠拢，所以在福田萨普、长城风骏等车型身上看到欧美那种威猛健壮充满肌肉彪悍的感受。
同时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国产皮卡从配置上也是越来越考究。桃木内饰、中央控制门锁、电动窗、倒车雷达、电动倒车镜、CD音响、高位制动灯、ABS+EBD等中档轿车才配备的设施一应俱全。而且用户可以选择增加配置，在强调客观配置的同时，更多的厂家开始注重主观的科技投入。国产皮卡几乎都装配了电喷发动机，比如长城赛铃是多点电喷系统，风骏是国内首款高压共轨柴油发动机，日本的NISSAN、ISUZU更是对消费者大谈他们的原装发动机是多么的优良，国产的福田萨普高端车和江铃宝典也用五十铃的发动机技术，另外，考虑到交通事故的逐渐增多，安全因素也被纳入到日常轨道中来。许多国产中高档皮卡都装配了安全吸能管柱。
2、价格竞争激烈
台州人是相当实用的生意人性格，节俭精明够用就好是他们的选择，不像轿车还有装点门面的作用，皮卡在绝大多数在意向的购车用户中就是致富工具，所以相当部分的人关注最多的还是价格。以下是主要品牌产品价格：
长城，目前形成了迪尔、赛铃、赛酷三大系列，柴油机、汽油机、两驱、四驱四大系统，大双、中双、小双、一排半、大、小单排、厢式等七种规格，一网打尽国内皮卡品种，价位从3.9余万的单排和一排半皮卡一直到8万多元的四驱豪华型。现在又推出非常又竞争力的风骏，其中7万多的赛铃、5万多的金迪尔，赛酷从6万标准型--73800的豪华型，风骏是105800的四驱运动版和9万左右的商务版销售比较好。东风皮卡是柴油发动机，经销商报价是10万多，郑州日产NISSAN是汽油发动机，报价13万多，最近搞活动送5000元加油卡，福田萨普五十铃发动机的报价是8.38万，汽油丰田发动机的报价7.68万，自主发动机柴油加长版是6.98万，不加长是6.68万，庆铃柴油皮卡报价118000元，汽油皮卡报价115000元，老板极力表示庆铃的发动机ISUZU的最新技术，中国庆铃就是日本的五十铃，能挂ISUZU车标，江铃宝典经销商对柴油汽油车的报价都是9万，并送格力空调一台，吉奥在市场销售的主要是财运和猛将旅，其中财运报价55800元，加长版报价58800元，猛将旅报价53800元，黄海小柴神汽油机型号和柴油型号报价都在56000左右，大柴神汽油型报价65000，柴油型报价69000. 以上是台州一些主要的产品保价，实际成交价格还有至少几千块的下跌空间。可以看到目前国产皮卡价格区间在5--9万之间，进口发动机的一般会贵上1万块左右，一般消费者购车的心理价位在6--7万左右，郑州日产是市场最贵的皮卡车型了。在一个细分市场聚集了众多的产品，并面临农用车、小四轮、面包车的直接竞争，这个市场的竞争无疑是很激烈的。
3、一个小调查。
这是在长城汽车的网站上看见的：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产销快讯：2007年前三季度，登记在册的10个皮卡品牌累计销量131328辆，同比增长19.3 %。其中长城皮卡以40709辆名列榜首，占整个皮卡市场份额的31.0%。名列二至五位的是中兴汽车20439辆、郑州日产19666辆，江铃17232 辆、福田9941辆，分别占市场份额的15.6%、15.0%、13.1%、7.6%。在9月份销量中，长城皮卡以5850辆名列第一，中兴、日产、江铃、黄海分别以2263辆、2191辆、1710辆、1283辆名列2至5位。
为了稍微验证一下我在椒江到路桥的东环大道上测试三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一共有11辆长城品牌皮卡通过，有6辆江铃通过，4辆NISSAN通过，2辆中兴通过，3辆庆铃通过，2辆福田通过，吉奥有一辆，这个只是一个随机的样本，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个人对皮卡行业的一些认识

     低端和价格战不利于行业发展

      现在国内皮卡生产企业的产品普遍为中低端产品，以经济型皮卡为主,成本低、技术含量低，对企业的生产技术门槛也低。而当前的皮卡市场，在国内，只要价格便宜，就有人买，主要是私企和小业主；海外市场, 由于经济型皮卡跨国汽车公司基本没生产，因此，我国生产的经济型皮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很受欢迎。国内和国外都很有市场，就掀起了一轮造皮卡热，中小汽车企业，特是民营企业纷纷上马造皮卡，奥克斯、波导、厦新等企业折腾一阵后很快都偃旗息鼓了。跟多企业默默沉浸在一片红海之中艰难度日。
    高端皮卡产品的空白，也制约了皮卡的进一步发展。而目前国内消费者在购买汽车产品时，仍然有传统的讲身份、爱面子心理，对国内消费者而言,汽车不仅是人们的代步工具，也是身份的体现。经济性皮卡的先天不足，使其不能跻身国内主流汽车市场。因为现在市场上还没有高端的个性化的产品来打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的心。

      皮卡产品趋于同质化，创新不多
      由于国内大多数皮卡产品在车型和功能开发上已越来越趋于同质化，一般的消费者很难在较远距离区分开不同厂家的产品，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几乎所有的高端车型用的都是NISSAN和ISUZU的发动机，经销商跟客户说用的是日本的进口发动机，那么高一两万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国内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龙头企业要有市场培育的责任
根据《福布斯》在美国畅销车型的调查，前三位的都是皮卡车型。这些皮卡车型的售价和功能并不比高级轿车差，而且在美国大部分皮卡车型高于轿车的价格；其次丰田和本田汽车公司近年来都有新型皮卡和概念皮卡的研发，奔驰公司也计划生产皮卡车型，在中国还不可想象国家元首开着皮卡去迎接贵宾，中国的先富阶级也不会寻思拿着大把钞票去买一辆皮卡车来开开，既是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某种阶段，更是文化理念的不同，所以必须要有更多企业拿出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并且一同去推广高端皮卡的消费理念，这样才能在国内形成一个良性竞争的成熟皮卡市场。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生产企业在这方面做的还很少。也许是时机还没有成熟。
皮卡企业当自觉接轨国际
      皮卡完全不同于微货、轻卡，更不同于农用车，在国际汽车业，皮卡的定位始终是兼具轿车和卡车优势的一种多功能车型，在分类上普遍与轿车处于同一档次，一些主要皮卡消费大国如美国，其皮卡配置已完全轿车化，甚至超过轿车配置水平，而皮卡销量与轿车旗鼓相当甚至超过轿车销量。皮卡的显著特点是既有轿车般的舒适性，同时具备多功能性，且比轿车载货和适应不良路面的能力强，又不失动力强劲的特征，在装置配备上采用较高品质的零部件，性能不亚于中档轿车，在新形势下还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因此，对于皮卡的制造水准和产品品质，有着非常高的技术要求，特别是对于适用于皮卡特殊动力需要的柴油发动机，存在着极高的技术门槛。
我国皮卡行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整个汽车行业中还是一个弱小的群体,目前还是处于普及阶段，所以当前主要任务是各厂家要提高产品形象，让用户感到，国产皮卡靠得住。中国皮卡行业未来之路的正途，应该是产品品质、技术水平、动力匹配尽快与国际接轨，加速皮卡向轿车化发展。皮卡的质量应与汽车发展同步，不能向农用车方向发展，如果因为个别企业以低价格追求销量而推出已被淘汰的农用车动力皮卡，不仅会极大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将严重影响皮卡行业的健康发展。因为某一个品牌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它所牵连的不仅仅某一个厂家，而是整个皮卡行业。 因此，皮卡行业必须坚决抵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推出新品种必须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成熟产品，实实在在地为客户创造真实价值，否则无异于饮鸩止渴。每个厂家都要严于自律，各自把住质量关，将眼光放长远，开拓国际视野，才是皮卡实力品牌和主流企业的当务之急。

                                          

一、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

    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 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 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 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

    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象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
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
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只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6．4”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6．4”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92年南巡，使“6．2”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 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 ──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6．4’ 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6．4’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二、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其实，象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 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只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只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只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三、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
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2,100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20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 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只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 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 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只是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西方的良药，东方的祸水： 马克思走下神坛

 

这两天，有机会与一位国内知名年轻朋友张起交流马克思及其思想， 从自信、新锐、相对温和的青年的言谈中，得以感受到国人对马克思 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在他心灵深处引起的震撼，乃至于愤愤不平。

　　“整个东方世界误读了马克思主义，才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翻译的误差，思维方式的差异等都导致
　　了人类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错误理解！”

　　“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必须在西方才能进行，中国没有自由思想
　　的氛围，没有理性批判的精神！”

　　“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提出过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其追随者的杜
　　撰。”

    在青年的心中，仿佛，马克思依然是个不可挑战、不可反思、不可批 判的“神”；仿佛，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人们必须信奉高置于神坛的教条；仿佛，一切的现实灾难与人类浩劫都是后人的误读。在此，有必 要重申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及其思想，重申其思想精华及错误所在；其 思想产生的根源、对人类社会发展及现代民主政治构筑的贡献及戕害。

二、乌托邦神话教主的产生

    从古到今，神话与宗教产生于对现实的无助，产生于对此岸的绝望， 产生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对未来生活的无望与憧憬的矛盾当 中。当绝望、无助、彷徨、愤怒与迷茫演变发展成社会底层的普遍情 绪时；当一切的宗教与信仰都为绝对理性与现实功利所取代，任何人类的美好情感、精神需求及情意绵绵的亲缘关系都被现实中赤裸裸的 金钱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所代替时；当剥削统治者撕去一切情
意绵绵的面纱而表露出其自私的贪婪本性时，一个思想巨人走到了19 世纪特定历史舞台的前台。他用煽情、高亢激昂的声音；用饱含人道 主义情怀的同情心态；用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理性批判与声讨，对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冲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彻底揭露与批判 乃至于居心叵测的无限扩大；对资本对人性的践踏、摧残与异化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反思；对人类的未来与前景做出了蛊惑人心、决然的主管臆断、乃至于让人振奋不已的预测。当他充满信心以救世主的形象、散发着天使般的神圣光芒出现在几近绝望、孤独而无助的劳苦大众面前之时，整个西方世界为之沸腾；整个无产阶层为之振奋与 喝彩。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的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火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的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共产主义的《国际歌》是如此的煽情，一个“英特耐雄纳尔”的美好 前景，有如重磅的铁锤，砸在了死一般沉寂、钢铁一般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最薄弱处──尖锐对立与冲突的劳资关系上，未来梦幻般的海市蜃楼就在触手可及的眼前！无论是劳苦大众，还是有正义感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一旦为马克思的无尽狂想所迷惑、一旦为天边的海市蜃楼所吸引、一旦目睹从现实幻灭与颓废中升起的“不落太阳”，人们从此为之沸腾、为之激动、为之疯狂、为之充满希望与幻想。从此，整个世界落入马克思的圈套，为他们的天使、他们的上帝；为他们的“历史必然”而喝彩、而痴迷、而丧失一切的基本理性思辨能力。人类在解放于中世纪宗教异化之后的工业社会，为摆脱资本异化对人的残酷摧残与践踏、为摆脱残酷现实的痛苦与绝望又再次为马克思的精神鸦片所迷惑、所控制，从此不可逆转的步入了集体性疯狂的魔境，深陷于其间不能自拔。

    当此境地，在劳动人民的心中，一切过往的神仙皇帝都已经灰飞烟灭；一切的自由、法治与民主落于虚假，唯一正义的精神力量与希望，都来源于他们的“太阳”；来源于营造这一切希望的马克思。只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正义 的！马克思奇迹般的用其乌托邦理想的伟大与正确论证了追求理想与 梦幻手段的正确性，无论是暴力、是屠杀、还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 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群情鼎沸、风起云涌的 浪漫年代；至今人们可以想象从冰冷而平静的水面突然泛起的汹涌澎 湃的波澜之壮观。新生、希望与生命的奇迹，在谱写着一个时代如歌岁月的青春与辉煌。是谁给了被窒息于践踏、压榨与剥削中的苦难者以希望？是谁给了劳动者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幻想？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是马克思所天赋的不灭狂想；是精神鸦片所营造的对英特耐雄纳尔的宗教般虔诚与幻想。

    在马克思亲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他给予人民以创造性希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他批判工业化与资本积累对人性的残酷异化：“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他预测一个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他要消灭私有制，理由是：“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当绝大多数人民丧失了财产时，就赋予了人民起来革命的正义性。他对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进行深刻的批判：“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进而鼓吹“公妻制”：“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 他基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蓝图的构筑，从消灭组成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工与经济基础入手，从摧毁私有化、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的自由宪政制度及其政治思想入手，达到消灭国家甚至是民族，实现 世界大同的目的。

    他提倡暴力革命：“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从此，在暴力杀戮与强制下，从外在的威权到内在的信仰，唯我独尊的共产主义宗教诞生了，它诞生于自由资本的残酷竞争与积累当中；诞生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绝望与痛苦中；诞生于对马克思无比崇拜
乃至于对其乌托邦理想的盲目迷信当中。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 何来民主与善治可言？ 李对龙

我在好奇心驱使下将《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从头至尾 读了一遍，看完后却感觉犹如吞下了一只苍蝇。这本打着“民主”旗 号的书，其实就是各媒体（而且主要是机关党报）对俞可平的访谈集 录。书里除了成堆的《新闻联播》式的官话与套话外，就是党内学者 俞可平所鼓吹的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善治。 对于俞可平局长鼓捣的这个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奖，其实谁都明白它是 形式大于实质，天知道那些动听的地方“创新政策”是否真正落实 过，实在不值一提。对于善治，它同民主一样，也是个好东西，当然 也是个西方的舶来品，倒是值得一说。之所以被中国人叫作“善 治”，我想大约是借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篇》：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 　　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 　　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所言的“善”与“善治”，绝然不同于儒家的“仁”与“仁 政”。前者在治理关系上更注重本真、平等与尊重，以“善”为 “治”，因“治”而“善”，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道法自然”，与今 天哈维尔所倡导的“道德政治”不谋而合。后者则是一种世俗化的维 系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方略，居高临下的“仁”只是手段，维系其 “政”之统才是真正目的。 哈维尔在《政治、道德与教养》一文中说： 　　“我有责任再三强调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与标准 　　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有人仍然宣 　　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 　　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也许参与搞阴 　　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 　　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 　　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俞可平基于西方现代普世文明对善治所作出的解释是：公共利益最大 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实质是公民与政府的一种良好的合 作，双方合作管理社会，并更多地让公民自己来管理。公民必须具有 足够的政治权利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 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俞可平还列举了善治的十个标 准：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 洁、公正。 由此可见，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老子所言的“善治”，还是今 天西方民主革命家哈维尔所称的“道德政治”，包括今日共产党内学 者俞可平所倡导的善治，皆是一种政府施政方式，而且皆是建立在 “民主”这种基本政治制度上的政府施政方式。民主是善治的基础， 或如俞可平所言，“善治是民主化进程的当然要求和必然后果”。民 主是个好东西，善治也当然是个好东西。 论述至此，我们就会发现俞可平今日所倡善治的不可行性了──专制 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善治的土壤！ 当然，作为党内的民主派，俞教授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在倡导善治 的同时，他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善治的折衷版本──善政： “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仍然具有核心的地 位，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会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 官员仍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具有决 定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必 须首先实现善政。” 当今中国之善政，即是在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的民主 改革而逐渐达到善治。如果说今日之善治与老子之“政善治”一脉相 承的话，那么今日之善政，就是儒家之“仁政”的翻版了。当然，从 绝对专政到善政，再从善政到善治（俞可平谓之“增量民主”，即渐 进改革），我们必须承认这每一阶段的进步。但是，就目前的情形 看，整个共产党政府到底是真心实意地推行渐进改革，还是将此当作 维系其统治的权宜之计？俞可平也承认，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到善 治，这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但是，我想问，共产党政府真的心甘 情愿地还政于民吗？ 举例而言，随着奥运会的来临，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新闻传媒的管制。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点评政 府的信息公开制度。王副主任的基本观点是，政府必须逐渐放宽对新 闻传媒的管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网上有许多人对王副主任赞誉有 加，觉得他是个开明的好干部。而我在看那期《新闻会客厅》时，却 简直被这位“好干部”气炸了肺。对于政府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的做 法，王副主任所说的原因很冠冕堂皇：现在网络如此发达，信息传播 如此便捷迅速，政府根本就不好管了、捂不住了，以前你可以捂，现 在再捂只会适得其反，所以不能再捂了。您听明白了没有，是因为捂 不住了所以不能再捂了，而非因为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新闻自 由、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乃是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明文规定了的。作 为国务院新闻办的副主任，王国庆竟然是这等的觉悟！而且在网上还 深受众多弱智的追捧。放宽新闻管制确实是好事，是善政，是所谓增 量民主。但是，请问，政府的诚意何在？而且是真的说不捂就不捂了 吗？看看最近的济南银座地下商场被淹事件，捂得多严实！ 还有更让人愤怒的黑窑奴工案的最终处理结果，这起惨绝人寰的大 案，便是典型的捂不住了所以不捂了。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官员 的渎职、默许、纵容乃至相互勾结所致，但最终竟只有县级以下的相 关干部受到追究，而且仅仅是党纪政纪处分。原因何在？很简单，如 果把这群奴才从重处理了，奴才们就会心灰意冷，失去了做奴才的积 极性。如此一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只会“念好经”的主子们所下达的 命令，谁还会听？共产党的基层专政统治还如何维系？凡此种种，请 问，政府的诚意何在？ 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实行的所谓善政与仁政，只能是披着善治外衣的 实实在在的恶政与暴政！何来民主与善治可言？ 最近，接连有两位党外人士出任中央部委正职，这的确是善政之举。 《南方周末》刊发笑蜀对此的评论文章《现代政治文明从权力分享开 始》，对此赞誉有加，论述也非常在理。但读来未免让我觉得别别扭 扭，感觉就如这种“分享”是共产党居高临下地对党外人士的恩赐与 施舍一般。我的观点是，无论政治体制改革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 时刻明白，从绝对专政到善政再到善治，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是 将共产党非法剥夺的公民的权力与权利归还给公民的一个过程，从宗 教意义上说也是共产党赎罪的一个过程──我们欢迎和支持共产党的 每一项民主举动，但无须感恩，无须高呼万岁，因为这本就是应然 的。 哈维尔说，“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 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 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 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 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 不能正常运行。”道德政府即是诚信政府、有限政府。诚意在哪里？ 在每一个人尤其是施政者们的心里──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 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所谓，上善若水。否则，民主与 善治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