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士”原指成年男子，后泛指介于大夫（古代低级官职）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多为有些文化的人，在等级社会中称其为“士大夫”也就意味着与贵族沾上边了，至少有一个人格独立的社会优越感与道义责任感。也就相当于西方称其为知识分子的人。它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然要求，这种“士大夫”在我国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它最兴盛的时期，这才有文明社会“百家争鸣”大好春光的开始。这时“士大夫”的独立地位非常之高，甚至有“帝师”之美誉，以孔子为最光辉的代表。民间更有“万般皆下品，唯独读书高”一语广泛流传。这种传统从官方到民间一直延续下来，从形式上看甚至是越来越高。孔子的封号，一直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也多次宣布重视知识分子，国人都没不因此以文明古国而自豪！自豪了数千年后，现在仔细一看，才发觉上了当：历代统治者尊重知识分子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都是在不妨碍其皇权的大前提下的、旨在装饰的“作秀”（“做戏”、“作骚”或“摆花瓶”）。它们不仅不会尊重知识分子作为其存在价值特征的独立性，甚至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剪灭它！需知，适应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然要求而产生的“士大夫”的灵魂，正在于其人格独立的社会优越感与道义责任感上。从这一实质上看，中国的士大夫早已一天天死亡了。在统治者精心设计的奴性的陷井中死亡了。它的死亡标志着社会文明的大倒退。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发展的各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统一后，野蛮的皇权只允许“士”附在皇权这一张皮上以实现其“忠”，才可以生存下来。这就使“士”从失去独立而走向死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的大规模剿灭异端实行的思想文化统治，历代虽因分合治乱时有紧松，但总的说来是在“百代皆行秦政治”中加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一个“赚”字把历代皇帝对士大夫的 “良苦用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士大夫精神一开始被排除于主流社会后，还时多时少地残存于民间。到“马克思加秦始皇”，引入了自封为是可以垄断的唯一真理的“战无不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实行极权主义的思想文化统治后，连能“藏垢纳污”的民间社会也被取缔了。毛泽东从来就是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到获取了全面独裁大权后，他更是对知识分子实行既“触及灵魂”、又 “触及皮肉”的全面专政时，迫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士大夫通过“洗脑”、“交心”、到“脱胎换骨”，不屈者连同肉体一齐消灭，苟有生者则灵魂早死，并巳驯化为靠食同类残血而生之奴。真正的士大夫彻底、全面死亡了。从此“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只剩下皇帝与流氓，任驰骋”。从士大夫本身来说，实现灭亡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在专制统治下消灭其独立人格培养其奴性，培养其为驯服工具，以这奴性取代可贵的独立性。对个别的实在不堪教化的，就将其思想连同肉体一齐消灭！这是有数千年传统的到近半个多世纪达到高峰的多么惨烈的一部思想文明灭绝史啊！从精神方面讲，历代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总是不遗余力地一方面标榜尊重孔子、尊重“士”人，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改造孔学、建立适应其巩固统治的新儒学（特别是以后的宋明理学）为其服务。遵循着“要消灭一种已有广泛影响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将它改造成为自己服务的学说”，即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原则，把百家争鸣时代上下求索、提倡“学而思”的孔学，渐变为实现其思想统治的并带有宗教色彩的“儒教”，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高呼“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天理”也就是他们“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以 “天降大任”而拼命维护的“道”与“礼”，提倡“克已服礼”。他们很看重这个“道”，达到了“道不同不与谋”的程度。拿现在的话说，其主要就是讲政治，是以政治为最高的中心（哲学、科学与宗教都处于次之，这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不同），“灭人欲”更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缺失这一大患，在一个个体缺失的文化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潮的，因为民主的精义就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儒家的“道”主要就是治国、治世之道，讲的是以“国”为重，而“国”就是以国之代表“君”为重（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影响与决定的，不是以民为重，更非以人为重，用“代表”一说就巧妙地转换了概念）。“治”就是稳定高于一切，稳定的基础就是“三纲五常” （不是平等）的安定团结。什么以民为本，替百姓说话，也是希望圣上施行仁政，也是从属于治国之道的，当然也反对昏君，甚至讨伐暴君，但却不反对“皇权”，甚至崇尚明君，反对霸道，主张王道。然而却从不讲个人自由与发展，也没有民主平等的理念，思维方式多从道德层面出发，不大重视逻辑层面，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生而性善或性恶，也从不探讨一下人应否是生而平等，因为这些都属于有碍“天理”的“人欲”，是当“灭”的对象。而“学”的理想便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嘛！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本文引用过的“万般皆下品，唯独读书高”一语前，还有重要的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他们的道德观就是以 “忠”、“孝”纲常为最高准则，不能“闻达于天下”时，亦要“独善其身”。这是从小就代代相传的，教育孩子就是“要听话”，要 “识时务”，学会“巧言令色”，要确立好自居的位置，“规规矩矩”处世为人。“士”就变成了“为知己者死”的一副奴才相；当官是皇上的奴才。历史上的皇上，大多为霸道起家的流氓，得势后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必然需要有文化的奴才。培养奴性是消灭统治者最惧怕的“士”的独立性的最佳选择。仅管如此，知识分子的思考与观察、良知与正义的理想追求，往往又与皇权专制的现实发生矛盾。所以，历史上正直的知识分子，又总受专制的迫害。另外，在权力斗争中也会使知识分子因“忠”而夹在中间受难。这些“思想受难者”常常又曾是“施难者”，就是在大兴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的建立中，不少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官家知识分子也是“名垂青史”的（这既不是竞争问题，也不只是“文人相轻”，而是陷害与残杀，已从“奴才”发展到了“帮凶”！）更不用说从幕僚、师爷、秘书到写作班子“梁效”一代代“文化奴才”替主子所作的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了。毛泽东当年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皮毛的比喻，是非常生动的。长期的传统的专制主义统治与生存的艰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孝的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与奴性，到“秀才遇见兵”时更使知识与正义蒙尘，最多也只能以独善自慰，以至发展到愚忠、愚孝。这种德性又进一步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发展。就这样“消灭其精华，弘扬其糟粕”，彻底改造了孔学。纵观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维护原有政权一方总是打着尊孔牌位，高呼“安定团结”；而企图推翻原有政权的一方，便总是高举反孔大旗，高呼“造反有理”，到了新政权建成后需要巩固其统治时，又祭起尊孔牌位就是。孔学总是不断地反复被改造、利用、充实。孔子是批了又树、树了又批。尊孔与批孔的文字何止千万，反反复复，各取所需，因为立论不同解释各异便都是“言之有理”，一直弄到了今天。其实两千多年间各取所需的传统儒学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这种以“忠”、“孝”为中心的“纲常”传统数千年来根深蒂固，只有到了近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919年的“5．4”运动才出了现转机，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启蒙，可是，这好景不长，从1927年开始国内政党争权斗争日益加剧，以及后来日寇入侵，中断了这个启蒙，救亡与革命代替了启蒙，启蒙的带头人物在梁启超和陈独秀之后，堪称“民族的脊梁”的，有鲁迅、胡适、殷海光，有储安平、……，有遇罗克、林昭，……。他们都一一蒙难，他们惨死的时候，周围全是兴高采烈的看客：储安平在被侮辱和殴打之后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遇罗克在一片狂热的“打倒” 声中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枪杀之后，还居然强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钱的“子弹费”！经过几次浩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之后，魂飞魄散的知识分子们沉默了，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传统断裂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全部被纳入体制以内，丧失了“独立进款”，成天只能“为稻粱谋”，“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备受民众关爱的民间人士、“社会贤达”也没有了，在高度极权主义下从1949年起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了，特别是这个体制被当作国家和人民最高利益的全部唯一代表以后，发展到其极至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时多时少还保留在民间的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也彻底完蛋了。在历次以迫害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那种善于自贱、自辱的奴性水平，真是达到了举世无双、令世界震惊！这可以郭沫若等先生为最生动的代表。启蒙的微弱影响也在1957年夏天最终地被剪灭尽净，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大旗下，在大跳 “忠字舞”的步伐声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在高呼救世主“万岁”和“做驯服工具”的膜拜声中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顶峰。就是在1957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最多也只是感到当局不信守承诺、不讲信义，搞了“阳谋”，误了“士”的一片忠诚，对后来的仅以“改正” 处之，也深表感激涕零，个别的虽也觉不公，但却亦可接受，“母亲打错了儿子”也是可理解的，因为这并非争民主自由之根本矛盾也。拨乱反正后更常听到赞美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虽受辱而无怨无悔的“崇高品格”，这种赞美实际上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批判。在起码的是非与正义面前，虽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明白，但迫于生存也早已习惯于明哲保身而“噤若寒蝉”了。当局更是大力提倡稳定号召忘却。积淀下来，竟形成了今天挥之不去的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泛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说穿了就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奴隶主义（李慎之语），专制孕育奴性，奴性又滋养着专制，就这样在相辅相成中践行了数千年。在实现市场经济的转轨后，如果没有紧跟的社会政治文明转轨，上述的传统中的权势的奴性，自然地又极易转化为权势与金钱的奴性，可贵的“士大夫”精神就在这奴性的日益膨胀中彻底死亡了，使中国知识断代、文化断代、传统断代。只要稍加注意到近年来累禁不止且日益严重的医生收红包、教师搞应付、教育变味、学术腐败、职称贬值等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代表社会良心的作用，发展到整个社会丧失正义与诚信，导致社会各方面大面积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腐败！社会良心、道德、正义的全面毁灭。使社会文明之路断裂！这就是今天已经可以强烈感受到的面临的严重危机啊！这绝非危言耸听，这就是我们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真正的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而不是国家的或政府的，更不是哪个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何时才能超越上述历史，从“体制”中彻底解放出来，重获新生，走上有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的道路，重现“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以完成中国自由与民主的重新启蒙，使古老的中华告别数千年来的臣民社会，建设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实现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真正溶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啊！

      我同我们数亿万老百姓一样不属于任何派别，也不迷信于任何主义、宗教（包括无神论）与任何名人、偶像等，对形形色色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学说，当然我也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有时也有自己的见解，更多是没有看法或不表态，我无权要求别人一定要同意什么，同样别人也无权这样要求于我，对已不迷不党，对人和而不同；我只愿作一个保持精神独立的、极普通的人而已.

		
　　　　悟　滋　淡　节
　　　　天　地　名　鸿
　　　　理　气　利　志   
　│
　│
　自
　勉











　　李香江画

一、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

    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 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 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 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

    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象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
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
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只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6．4”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6．4”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92年南巡，使“6．2”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 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 ──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6．4’ 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6．4’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二、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其实，象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 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只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只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只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三、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
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2,100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20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 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只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 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 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只是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西方的良药，东方的祸水： 马克思走下神坛

这两天，有机会与一位国内知名年轻朋友张起交流马克思及其思想， 从自信、新锐、相对温和的青年的言谈中，得以感受到国人对马克思 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在他心灵深处引起的震撼，乃至于愤愤不平。

　　“整个东方世界误读了马克思主义，才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翻译的误差，思维方式的差异等都导致
　　了人类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错误理解！”

　　“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必须在西方才能进行，中国没有自由思想
　　的氛围，没有理性批判的精神！”

　　“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提出过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其追随者的杜
　　撰。”

    在青年的心中，仿佛，马克思依然是个不可挑战、不可反思、不可批 判的“神”；仿佛，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人们必须信奉高置于神坛的教条；仿佛，一切的现实灾难与人类浩劫都是后人的误读。在此，有必 要重申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及其思想，重申其思想精华及错误所在；其 思想产生的根源、对人类社会发展及现代民主政治构筑的贡献及戕害。

二、乌托邦神话教主的产生

    从古到今，神话与宗教产生于对现实的无助，产生于对此岸的绝望， 产生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对未来生活的无望与憧憬的矛盾当 中。当绝望、无助、彷徨、愤怒与迷茫演变发展成社会底层的普遍情 绪时；当一切的宗教与信仰都为绝对理性与现实功利所取代，任何人类的美好情感、精神需求及情意绵绵的亲缘关系都被现实中赤裸裸的 金钱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所代替时；当剥削统治者撕去一切情
意绵绵的面纱而表露出其自私的贪婪本性时，一个思想巨人走到了19 世纪特定历史舞台的前台。他用煽情、高亢激昂的声音；用饱含人道 主义情怀的同情心态；用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理性批判与声讨，对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冲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彻底揭露与批判 乃至于居心叵测的无限扩大；对资本对人性的践踏、摧残与异化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反思；对人类的未来与前景做出了蛊惑人心、决然的主管臆断、乃至于让人振奋不已的预测。当他充满信心以救世主的形象、散发着天使般的神圣光芒出现在几近绝望、孤独而无助的劳苦大众面前之时，整个西方世界为之沸腾；整个无产阶层为之振奋与 喝彩。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的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火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的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共产主义的《国际歌》是如此的煽情，一个“英特耐雄纳尔”的美好 前景，有如重磅的铁锤，砸在了死一般沉寂、钢铁一般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最薄弱处──尖锐对立与冲突的劳资关系上，未来梦幻般的海市蜃楼就在触手可及的眼前！无论是劳苦大众，还是有正义感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一旦为马克思的无尽狂想所迷惑、一旦为天边的海市蜃楼所吸引、一旦目睹从现实幻灭与颓废中升起的“不落太阳”，人们从此为之沸腾、为之激动、为之疯狂、为之充满希望与幻想。从此，整个世界落入马克思的圈套，为他们的天使、他们的上帝；为他们的“历史必然”而喝彩、而痴迷、而丧失一切的基本理性思辨能力。人类在解放于中世纪宗教异化之后的工业社会，为摆脱资本异化对人的残酷摧残与践踏、为摆脱残酷现实的痛苦与绝望又再次为马克思的精神鸦片所迷惑、所控制，从此不可逆转的步入了集体性疯狂的魔境，深陷于其间不能自拔。

    当此境地，在劳动人民的心中，一切过往的神仙皇帝都已经灰飞烟灭；一切的自由、法治与民主落于虚假，唯一正义的精神力量与希望，都来源于他们的“太阳”；来源于营造这一切希望的马克思。只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正义 的！马克思奇迹般的用其乌托邦理想的伟大与正确论证了追求理想与 梦幻手段的正确性，无论是暴力、是屠杀、还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 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群情鼎沸、风起云涌的 浪漫年代；至今人们可以想象从冰冷而平静的水面突然泛起的汹涌澎 湃的波澜之壮观。新生、希望与生命的奇迹，在谱写着一个时代如歌岁月的青春与辉煌。是谁给了被窒息于践踏、压榨与剥削中的苦难者以希望？是谁给了劳动者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幻想？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是马克思所天赋的不灭狂想；是精神鸦片所营造的对英特耐雄纳尔的宗教般虔诚与幻想。

    在马克思亲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他给予人民以创造性希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他批判工业化与资本积累对人性的残酷异化：“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他预测一个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他要消灭私有制，理由是：“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当绝大多数人民丧失了财产时，就赋予了人民起来革命的正义性。他对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进行深刻的批判：“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进而鼓吹“公妻制”：“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 他基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蓝图的构筑，从消灭组成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工与经济基础入手，从摧毁私有化、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的自由宪政制度及其政治思想入手，达到消灭国家甚至是民族，实现 世界大同的目的。

    他提倡暴力革命：“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从此，在暴力杀戮与强制下，从外在的威权到内在的信仰，唯我独尊的共产主义宗教诞生了，它诞生于自由资本的残酷竞争与积累当中；诞生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绝望与痛苦中；诞生于对马克思无比崇拜
乃至于对其乌托邦理想的盲目迷信当中。 

虽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以物观之”，即从客观条件看，反映
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然而，马克思主义能被中
国人接受，能被中国化，还有其文化心理条件。而接受并在中国运用
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外来思想所需要的文化心理条件，还必须是贯穿
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雅俗文化之中，而既不能是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
精英层，又不能是只存在于多数底层劳动群众层。而中国历史悠久五
千年延续未断过香火的民族文化恰恰给这样一种外来文化中国化提供
了条件。不同的是，此前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同化，基本上是以居高
临下的俯视的视角和包容的态度溶解于自己之中，而对于来自于西方
的马克思主义，则最终采取了一种高山仰止的心态，并运用马克思主
义不但把本民族的文化掐根断干而且把其他同是来自于西方的种种主
义，尽踩脚下。

那么，中华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有哪些呢？

首先，从信仰方面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无神论唯物主义。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基督教宗教传统使马克思主义
的无神论传播困难，信仰耶和华“你唯一的神”与信仰马克思主义这
种无神论思想体系泾渭分明，几乎不能两立。中国社会在雅文化层面
的主流信仰是非人格神的又包容人格神的“道”，以道观之，有神论
与无神论都可理解。老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道家思想与儒家思
想，虽然在对“道”的理解上不完全相同，但是，都认为“道”即天
道，代表了对人来说无限、自因而能动的终极实在；一切人相对来说
可作经验式理解的人格神、自然力、客观规律、社会规范都自道出，
都可以体现道，都不出道的涵盖范围并都受道的制约。在俗文化层
面，虽有大众对人格神的信仰和崇拜，但是这种信仰一般是经验功利
型的──保佑生子、发财、健康、仕途等等，所信仰的神是多神之一
或多神中的一些神，因此（1）由于信仰对象是具体的，而不是唯一
的至高神，使信仰者不是把其当作自己人生意义终极寄托的终极实
在，这给接纳一种诸如共产主义理想作终极意义预留出空间。（2）
当信仰不能带来现实的好处时，神就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信仰
者可以把这些神放在一边，而去追求能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
的其他方法途径。雅文化层面对“道”的信仰，俗文化层面对神持经
验的功利性信仰的习俗，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传统在中国人看来
并不是异端，更不是大逆不道。如果它能帮助中国人解决现实的问
题，中国人就会象对待各种有用的知识那样接纳它，而不会采取排斥
的态度。

其次，从对个人或群体选择的主导价值取向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
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群体利益高于个体权利的价值取
向。西方文化的两希传统──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希伯来宗教传统──
在自然法上交汇。而自然法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天赋权利的思想前
提。以自然法为形而上学根据的西方法律系统以及人文思想传统，其
主导价值取向都是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群体价值一定要体现为每
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因此人文思想和法律制度都侧重于维护个人权
利。而人类生活的道德维度则由信仰支撑，并由宗教组织来操作。在
上帝面前人是平等的，在自然法面前人也是平等的。文艺复兴之后，
伴随着近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伴随着基督教教会原有的绝对权威的
瓦解，形成了越来越强越来越自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与此一致越来越
健全的以保护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法制系统。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价值至上形成一种抵制力量。而中国文化所信仰的“道”虽然按照老
子的阐述，也是“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与“自然法”中的“自
然”一样，也是指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终极实在，即一种人类价值
的形而上学根据。但是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法律作为价值终极支撑
的“自然法”的最大不同则在于，“道”所展示并强调的重点不是人
的天赋权利而是人应有的道德。而在等级的社会生活中，对人的道德
的强调，在中国渐渐演化成了一种尊卑有序、群体利益高于个人的价
值导向。忠君爱国，强调“毒蝎蛰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
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
唯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
生，仁人之心安矣。”这种群体高于个体的价值选择，相对于西方影
响至深的个人价值至上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集体主义显然不是障碍而是一种方便。

第三从思维方式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的认识方法论。西方哲学传统是重思辨、重实体的。其包括哲学传
统与科学传统在内的理性主义传统都有着突出的实证主义的还原论的
倾向，并且都重理论推演而轻视生活实际。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
证法思维传统，从实际出发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品质格格不入。
而中国哲学从轴心时代已经定型的思维倾向，就展示出明显的务实
性、辩证性。西方人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很困难，可中国人
对于辩证思维可以说早在知道黑格尔、马克思之前就已经驾轻就熟，
对于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及历史辩证法没有任
何理解上的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
阶级分析》中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
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简简单单一句话，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谛，即要解决复杂的问题群或矛盾群时要运用
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要找首要问题，要分清本末。这并不是马克思
主义教给毛泽东的，而是毛泽东在中国思想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辩证思
维习惯。

第四从社会理想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
产主义社会理想。老子在《道德经》第70章中明确地说，天之道是
“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在《论语》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
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而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
中则有对以财产公有，政治清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人的道德水
平普遍高尚的大同社会的更加清晰具体的描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
　　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后，大同理想就作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社会的目标成了
他们评价社会兴衰、设计国家发展战略、针砭时弊、为国家统治者谏
言，为自己人生确立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到中国近代，大同理想
则通过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革命实践而变成越来越具有对改造
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直接指导性的思想内容。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
件《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对“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
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
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筹划，在洪秀全的
《原道醒世训》中有对《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描述的全文引
用。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
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
乱”进为“升平”（小康）再进为“太平”（大同）。他提倡“去国
界，合大地”，要求消灭国家，而且他把他的“大同”社会建立在高
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大同书》还重视教育，提倡男
女平等和婚姻自主，肯定了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等伴
随着近代西方社会的进步而突显的人类普遍价值。孙中山则始终把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明确地提出，其“民生
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的民生
主义的重要原则是均贫富，使人人都能获得经济的平等地位。而他设
计的实现民生主义之大同的具体途径则是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
资本”，逐渐达到“土地国有”，实现人人有资产、人人有事做，人
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曾明确地
以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
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
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大
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明显的亲和性，中国受过传统思想以
及近代进步思想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因此不困难。
西方人也有理想国的思想资源，但是基督教的理想国是在天上不在人
间；影响至深的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本身是将社会等级制度合理
化了的，实际上不是大同社会。文艺复兴后虽然有托马斯．莫尔的
《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公有制社会的描述，卢梭对私
有制的批判，但是，终于由于倡导个人价值至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
的兴起，由于适应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潮流而成为信仰主
导的基督教新教信仰传统的支持，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大同
理想终未能成为社会主导的思想、价值观。自由主义着力论证私有财
产的进步意义，私有财产被认为是个人获得自由权利的社会基础，也
是进步的第三等级反对皇权专制、教权专制的重要内容。作为马克思
主义重要思想资源的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其思想基础并非柏拉
图的等级主义，而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对于
人类普遍价值越来越深入的理性自觉，是人道主义。与西方相比，中
国的大同理想从孔子时代直到20世纪初期2500年间，均贫富、等贵
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
直未曾断代的一脉相承流传下来的人间社会理想。

第五，从对社会革命的心理承受力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郭罗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
为中国人所接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
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中国人对夺取政权、成
为统治阶级最容易产生激情。欧洲的传统和中国不同。中世纪的农民
暴动，只反庄园主，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
争。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
接受的，但中国的农民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西方强大的基督教信
仰传统，使“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人在世间受苦是人固有的命
运，人真正得救是要忍苦行义以期在末日审判中升入天堂。“有人打
你的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虽然老子也曾明确地提出过与
基督精神十分神似的“报怨以德”的主张，但是中国人更加普遍地接
受的却是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思想。在漫长而连续的中
国2千多年大一统的皇权统治史中，通过农民暴力革命夺权政权的史
实被认为是符合天道的天经地义。从陈胜、吴广领导的向秦王朝的暴
政抗议的农民起义到东汉的张鲁创“五斗米教”来号召农民造反；从
北宋末年的宋江以“替天行道”号召农民起义，到清趄末期洪秀全以
太平天国为号召的农民造反，“暴力革命”一直被认为是达到均贫富
等贵贱社会目标的政治手段。当一个封建王朝走向没落时，人民举行
暴力革命被认为合情合理。农民起义是为旧王朝送葬时敲响的丧钟和
为新王朝诞生燃放的喜庆爆竹。造反固然是铤而走险，然而成者王侯
败者寇，一旦成王，起义领袖就由造反者变成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
据史载，黄巢起义、朱元璋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以及洪秀全的
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的暴力革命，都有滥杀无辜的血腥记录，然而如
果革命成功，做了皇帝，那就会变成新朝皇帝、真龙天子。刘邦、李
世民，朱元璋等被正史记载卓有成就的开国皇帝都是从造反起家。这
种中国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真实，使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

上述五种文化心理因素，使得中国的被压迫人民比任何其他民族的被
压迫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更加容易。

┌────────────────────────────┐
│　历史地成为了或成为过现实的思想，其能成为现实都有使它　│
│　由思想变为现实的历史条件。本书在《探源篇》中，已经谈　│
│　到过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思想的特点及长　　│
│　短。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也是人类思想之树上的一个必然　│
│　之果，马克思主义能中国化并化出一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来，也有其必然如此的历史原因。而这历史原因，还不能归　│
│　结到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唯物主义历史观──即生产力发展导　│
│　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进而导致了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　│
│　相一致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得出的结论上去。中国人　│
│　之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因　│
│　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必然性中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因，　│
│　有文化和思想的原因，有实践和心理的原因，有接受主体的　│
│　主观能动的原因。　　　　　　　　　　　　　　　　　　　│
└────────────────────────────┘

袁红兵的一个观点在鄙弃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里非常有代表性：“20世
纪上半叶，以暴力和仇恨为图腾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文人引入神
州。这批中国文人竟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个属于一位德国失意文人
的理论，取代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他们首先在命运偶然性的佑护
下，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实政治领域中最强大的存在，继而又同魔
鬼一起推动历史之轮，轧过辛亥志士的政治遗产──中华民国，把马
克思主义锻造成中国现代专制之魂。”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能起作用归因为中国文人的愚蠢糊涂，靠了一种历史偶然而得以实
现。这种见解至为肤浅，因为它除了发泄对于专制制度的愤怒，根本
无助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却正好可以验证邓小平的那句话：
“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鲁迅自己的文章中不乏尖酸刻薄的雅
骂，但是他说的“辱骂与恐吓不是战斗”──意思是“辱骂与恐吓并
没有使人改变思想原则、立场的力量”──却是一个事实。

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安德采伊．维尔布兰在分析斯大林主义
的起源和本质时认为，沙夫等人所持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落后的
经济结构是造成其扭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并没有很
恰当地说明这种落后状态的影响。“落后状态和它的社会后续影响已
被证明是强大的和提供动机的推动革命的力量。在不落后的国家中，
要么根本就不发生革命，要么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而在落后的国
家中爆发这样的革命却是根本上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成功相对来说
是简单的和有把握的。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在发生这种革命之后朝着
斯大林主义和其他主义形式的极权左倾专政方向发展，同样也被证明
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的发展其实大大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他们确实曾提出资
本主义全球化的预见，然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
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
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
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
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
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
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主要的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
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
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
活动场所。”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

资本主义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其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盾有所缓和，然而殖民地国家和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却因此而遭到掠
夺而增加了苦难。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是这些国家的
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帝国主义的对
外的野蛮侵略扩张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实，其对
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侵略的哲学根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实质上是
一种强盗逻辑，也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实质是
主张：某些种族、某些国家是优秀而强大的，因此根据弱肉强食、适
者生存的丛林规则，它们有资格有权利压迫、奴役、统治甚至消灭所
谓的劣等而弱小的民族和国家。这是一种反人类普遍价值、反人道主
义的兽性哲学、是鼓励人吃人之道。如果以仁爱之道去对付这种野兽
般的吃人之道，那就是犯了东郭先生救狼或农夫用体温去救冻僵的毒
蛇的迂腐。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阐述过的劳动阶级和民
族范围的暴力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由于
其文明程度、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自由程度的快速提高，马克思主义
主张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暴力革命，流血革命社会发展战略，还没
等唤起民众，就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超越，因此在那些地方，就如维尔
布兰所说，暴力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或者根本就没有希望成功。然而
当西方资本主义向落后国家扩张的时候，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
绝对不可能仁慈地以把这些国家变成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成为他们
的竞争对手为目的，而必是以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的，因此
很自然地它们就站在了维持这些国家落后的统治者的立场上，或者就
成了直接的殖民主义者。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先前所受压迫不但未
减，反而翻番，受到落后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帝
国主义在自己的国家里已经在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然而在落后
国家里，他们却千方百计地帮助维持落后的封建势力、军阀势力的统
治，因为这对他们实现其掠夺目的最有好处。这就使这些落后国家的
人民沦入比先前更悲惨的境地。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是帝国主义的侵
略成了引发这些国家的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暴力革命道路的必要
性。因此也如维尔布兰所说，在这里，革命根本就不可避免。因为这
些国家的人民还处于周扒皮式的统治之下，因而改变自己的悲惨命
运，较易采取造反的方式。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的苦难是由连年的战
乱、政府的瘫痪、军阀的掠夺与卖国及其封建的专制统治造成的。整
个国家，怨声载道，几乎没有一个阶级、阶层能安于现状，没有一个
阶级、阶层能看到美好未来的希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开花结果的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大放异彩，为
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
义下解放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尽管如此，一个几千年文明滋养起来的礼仪之邦的中国，放弃几千年
传承下来的君子之道而向西方学习，一步一步地学到其对付强盗的上
乘武功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蒋百里的概括与毛泽东的概括虽表述
不同，却同样以历史的真实过程揭示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
历史必然性。

蒋百里把自鸦片战争至“5．4”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分为
船坚炮利、变法维新、立宪革命和“个人”“社会”等四个时期。他
的概括颇为形象，也颇能说明问题：

有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事实，而第一期之思想起；其结果为北洋海陆
军之创造。有甲申甲午之事实，而第二期之思想起，其结果为戊戌之
政变。有庚子之事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第三期之思想
起；其结果为辛亥革命。有世界大战山东条约之事实，而第四期之思
想起。以言乎事实，则皆失败史也。有铁甲船，有制造局，船则坚
矣；炮则利矣；而终不免甲午之难；则曰事固有较船坚炮利为更要
者。既而科举废矣，学堂开矣，而内政外交之失败也如故；则曰事固
有较变法维新更形根本者。清室亡矣，议会开矣，而内政外交更不如
前。……以言乎思想，则又一进步史也。譬之建筑然：第一期见其局
部焉，强取之以为装饰品，美观而已，无当于事实也；既而第二期，
则见其外观之全体，知全体不改造局部亦无所用也；第三期则见其结
构之方案焉；第四期则见其内部之原料焉；然后知建屋必自备原料
始！然则此后之发展，必有更深刻，更实在者也，此又一有希望之将
来，而促吾人以努力前进者矣。”

如果说，蒋百里看到中国人学西方学到“5．4”时期，已经进展到对
“个人”“社会”问题的认识，预言了中国人将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
可能性。毛泽东到1949年对中国学西方一步一步地学到了马克思主义
的过程的概括，就是对这个过程的总结了：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
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
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
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
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
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
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
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
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
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
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
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10月革
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
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
林领导之下，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
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
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毛泽东的总结是相当符合事实也是相当精炼的。那时，不仅中国自己
的经历渐渐引起中国对于西方之路的犹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
两个阶级的矛盾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也使
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由崇拜而趋于破灭。第一次世界大
战把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
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人们真实地得出资本主义制
度已经丧失光明的前途的印象。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崇拜西方
文明的中国人和许多以西方文明为骄傲的西方人一样，看到了西方资
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启发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
分子另寻中国出路的话，那么，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
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世界时表
现出来的丑恶的“奸商”嘴脸，就使进步的中国人进一步看清了帝国
主义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就在当时最前卫
最激进的中国人心目中破灭了。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仅三天后的11月10日，上海的
《民国日报》就刊载了这一消息。次日《申报》、《时报》、《晨钟
报》也对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做了报道。但是当时的反响并不很大。
因为大家当时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
动上。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所思、嘴上所议、笔下所写都还是如
何通过他们的大声呐喊，唤醒国人从封建主义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为
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准备思想条件。到了1918
年7月，才有一篇试图揭示十月革命影响的文章公诸于世，这就是出
自29岁的李大钊之手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
锋战士，用与呼吁创造青春之中华同样的激情写道：“法兰西之革命
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
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着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
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革命之彩色者
也。……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今日之精神，为爱人
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
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他提出，我们对待10月
革命，“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
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
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虽然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理解
存在着将其人道化的倾向，然而却也证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毕竟为进
步的中国人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蔡元培在
1918年11月27日，发表了“劳工神圣”的短文。他提出：“我们不要
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
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
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
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被理解为人道主义胜利的十月革命给予中国思想界的震撼，使近代以
来进步的中国人还没有置疑过其真理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与此
相关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受到怀疑。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指
出：“看啊，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
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
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
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
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解决人口问题
的，都是说马尔查斯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
的，人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所以
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著人种的
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
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
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
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
也可以足用了。……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
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
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

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李大钊的《新纪元》不相前后，陈独秀此
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公理战胜强权”也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什
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
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公理
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
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从陈独秀这里对强权与
公理的解释中，我们也可看到中国人在向西方“老师”学习过程中，
信以为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弱肉强食是天演的公例这一信念动摇
了。然而直到“5．4”运动之前，陈独秀等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仍然
对法、美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对德、日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另眼相
看。美国总统威尔逊被陈独秀看作“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而直接扶
助中国军阀的日本首相内寺则被他看作“世界第一恶人”。可是到了
1919年5月4日那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
用》，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
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
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
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表现的正是当时
中国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标志着他们开始将
求索的眼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而在
“5．4”爱国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中国弱小的工人阶级，则为正走向马
克思主义立场的一些进步的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提
供了社会的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自由
主义的思想基础出发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
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从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出发
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同样，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还是在中
国，都有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坚守
了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普遍人类价值原则，另一方面则坚持了改良的而
非暴力的改革社会的方法。但是，在西方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
的暴力革命的方法没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则没有实现的可能。中国人接受并实行马
克思主义没有按照马克思设想的逻辑──既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
度产生的要求，也不是象马克思设想的东方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
的一种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不造反就不能活的历史现实所致。虽然出乎马克思的
设想，这个过程却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更不是一些文人的主观好恶导
演出来的历史恶作剧，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无法逃
避的必然。

在本书《导言篇》，在论述《被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章节里，已经
涉及了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领域截止到2005年7月时对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关注热点。诸如：应当在推进“文本研究”的
同时，注重“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及经验的哲学基础研
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不仅仅应有“文本学派”，还应当有“问题学派”、“经验
学派”，以及“传统学派”。在本书导言篇中，笔者曾指出中国大陆
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领域，体制内学者们难跳出的“仨圈儿”，第一
是官方意识形态之圈儿，第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圈儿，第三则是原
典马克思思想之圈儿。而具体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领域，则是全军覆没，几乎都栽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如来佛
手心之中，连打擦边儿球的希望都荡然无存难得一见。

这个领域最新的进展，也许可以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11月23日举办
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第三届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论坛展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了。笔者读着《社会科学报》
2006年12月24日改版第246期第2版上整版的报道，不禁发出会心之
笑。其中最反讽的无疑是主持人的这段话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把他们理解成为不同‘以
我观之’的个人意见，也不能理解成为特定领域、特定阶段上的‘以
物观之’的具体科学知识，而要把它们理解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以道
观之’的智慧结晶。……”云云。可笑吗？读者您会说，这么学究
气，有何可笑？其实正是这种咬文嚼字儿一本正经表现出来的幽默才
是高级幽默哪。何谓幽默呀？“幽默”可被理解成一种“有情滑
稽”，即“留情滑稽”或“给面子的滑稽”。即它对于被开玩笑的对
象有一种同情，而不同于一味地挖苦、讽刺以让其找不回面子或把其
“搞臭”为目的。因为从笔者对主持人的学术功底的了解，坚决不认
为他是在认真地拍马屁，所以就理解为他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下，
无可奈何地在玩儿一种高级“幽默”。理解者会心一笑，不解者不会
为之一哭。其幽默之处在于，好象他在惟妙惟肖地扮演一个中国传统
社会中的媒婆角色，他要做的戏是，把个大丑姑娘或大傻小子用些不
着边际的话说得天花乱坠，把她嫁成功或使他娶成功。知情人心有灵
犀，能理解他这是在做成好事，不会拆穿；当然要想拆穿也很难，因
为有现成巩固的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支持。说成了，到洞房花烛时方
能真相大白，那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没人追究这媒婆不实事求是的
责任。当事人则会欢喜非常的由衷重谢或重赏媒婆，多半不会再较针
儿公开或悄悄地请教他，让他因涉嫌拍马屁而下不来台。如果较针
儿，那托媒人应当问他：俺们根本不知道“以我观之”、“以物观
之”、“以道观之”是啥东西，咋凭了这几句话，就让咱丑丫头（或
傻小子）嫁（娶）成了呢？要是说不成呢，就更无大碍，虽无
“得”，可也不会有什么“失”。知情人当然都知道媒婆的夸张和美
化离那大丑姑娘或大傻小子的真实面貌简直是十万八千里，可也犯不
着去揭发真相，反正又不是他们自己要嫁要娶，更加之他们必须得遵
守游戏规则──多年来形成的婚姻习俗和婚姻制度，否则就会被叫出
局。笔者用了这个比喻是用了心的。一种网骂已经有几年了：把当今
体制内人文学者及作家笼统地骂作“精神太监”或“婊子文人”，意
为他们在精神上象是被阉割过的太监那样没有人格地逢迎上意和象妓
女卖身换钱那样为了钱名利誉可出卖一切良知与原则。有人甚至说：
“今天是一个‘妓女文化’的时代──人们依靠出卖尊严去换取生
活。而且中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太监文化’──你把
自己做人的东西都割掉以后，很多生活资料反倒属于你了。”这种情
况不能说没有，因为由国家机器支持的以执政党意识形态为标准的
“舆论一律”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对于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中
国人文学者的大多数来说，“精神太监”、“婊子文人”的情况却并
不符合实际。更为司空见惯的情况是人文学术领域的“媒婆”现象与
“组装”现象。“媒婆”现象是指，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使得许多
非常有学术功底的学者，自愿或不情愿地、自觉或无意识地在营造着
一种特为应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空洞的美言”“文化”或“学术”。
其良心未泯之处表现在，其“美言”之远离事实达到了“幽默”程
度，其“学术”性又大大超出执政者的理解能力，因此能让明眼人一
眼看出，它显然不是出于死心塌地地为思想专制鸣锣开道，更不是向
权力者邀功买好的目的；其让人不屑的一面则在于，它在以如此不实
的“美言”“欺上”的同时，也在“瞒下”。虽然这种“欺上瞒下”
与大跃进时的谎报粮产不同，不会造成人民挨饿的直接后果，然而对
广大人民群众它却仍是极不尊重的轻蔑和极不负责的误导。相对而
言，学术水平稍低者则东施效颦，赤裸裸地以自己浅薄的学识去为执
政党领袖作注。他们是好心给国家意识形态穿上学术外衣，然而由于
作者自己学术视野、水平不逮，制作出的学术外衣的丑陋也就惨不忍
睹。例如，吹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完整而系统的科学理论体
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理论成果”等等。他们倒不会误导人民，因为他们的作为的唯一效
果是加强人们的逆反心理。而“组装”现象，过去的表现是用剪刀糨
糊剪剪贴贴来拼凑文章，现在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的方便，
则连剪刀糨糊都可以省掉，只需用电脑鼠标click-copy-paste──点
点、拷拷、贴贴，再加上点技术性或八股式的转承起合文字作为缀连
就行了。思想是自由精神孕育的花朵，五彩缤纷各呈独特才属正常，
思想不是组装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论文，
包括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有多少是组装出来的？组装出来的“成
果”一般来说没有高水平“说媒”文章的学术功底和创造力，也没有
低水平说媒文章的让人倒胃口。其作用主要体现为扩散、传播、营造
出一种官方掌控的媒体范围内无所不在的霸权话语。在本书“序言
篇”中，笔者已经论述过的“复制”现象，是“组装”的核心工序。
这里从略。

这一期《社会科学报》第二版整版上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与实践》的文章摘要，大体可看出三类心态。一是与主持人一样的故
意或无意地、认真或戏谑地、严肃或作秀地表演着媒婆心态：
“吹”；二是“顶”，即支持媒婆之“吹”，把与媒婆同一取向，同
样有“成人之美”之效的话发现出来并讲出来，比如：“社会的核心
价值体系应该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建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有吸
引人的地方，应该能够让人们自愿地凝聚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这种核
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的解放，消除人对人的奴役，消除物对
人的奴役。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模式的
和谐。”三是“忧”：觉得自己知道真相而不透露，将来叫那成了夫
妻的俊美一方或聪慧一方无端又无奈地受委屈而于心不忍，因此委婉
指出，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处于一种“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
力，……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或自说自话的局面”，“研究多停留在
从理论到理论上，在实际的运用上则大而化之、空洞无物，这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语境、研究方式都有关系。理论界对现实的回答也
多停留在口号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实现三大转型：从
诠释性工作到研究性工作、从功利性取向到学术性取向、从封闭性视
角到开放性视角。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政治标识，学者也不是政治
的代言人，如果让政权权力成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依据，那么将阻碍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质上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放弃。”

2005年姜长青发表一篇《200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从作者引用资料的注释看，他至少阅读了28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综述》分列了六个小题：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
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关于三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其
他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
历史经验。假设一位文科本科生读过此篇综述文章，估计他从此后对
所有体制内学者写得同类文章再也不会有胃口。假如一位稍有中、西
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硕士生在他确定自己的硕士论文题
目之前看过这篇综述文章，多半他会寻思把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定位
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的主题上，因为这篇综述告诉他，在这个
领域出新，写出超过其最高水平的文章会非常容易。“综述”反映出
来的学术水平最多与江泽民公开发表的文字不相上下，其思想见识则
都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规定的原则或框框之内。

体制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基本架构或核心内容石仲泉2006
年的概括最为简练：“中国共产党85个春秋的基本历程，也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
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作为指导思想的
三大理论成果。”三个历史时期指1921～1949年民主革命时期的
2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1978
年到2006年的28年。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指中国共
产党终于找到有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和终于找到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最早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与“两大理
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官方文件，是1995年由中
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纲要》，那时对第二大理论成果的表述还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正式地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
这一概念是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三大理论成果”
则是胡锦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
话中定了调儿的，三大理论成果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又
加上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有了“两次历史性飞
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提法。这确实就是体制内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基本架构与核心内容，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基本认识。其他则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围绕着这个基调演绎的结
果。学者在细节上可以添加不少具体论证──这可参照姜长青的“综
述”，但是在价值评价、历史分期、成果认可上，这却是原则性的基
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完全可以是大
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也是可以做出许多新文章提出许多新看法的领
域。体制内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水平低下，主要原因一是这个领
域被要求必须密切地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保持一致，任何原则上的不一
致都会被认为有问题，不能在平面媒体上正式发表，即，这个领域被
严密地划定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圈儿内。二是这个领域是个铁饭碗。一
方面由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其学术水平被执政党最高
领袖的思想水平封了顶，因此在这个领域滥竽充数太容易，因此滥竽
充数者也就太多，久之，体制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就基本
上闻不到学术味儿了。一旦思想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就会讲出
许多新话来。例如刘伟发表在已经被封掉的电子网刊《世纪中国》上
的《建国以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汉化逻辑综论》一文，就是一篇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很严肃也很有思想性的文章。文章还只限于
研究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特征时，作者作出这样一些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名义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化的──其特点为带有中国辩证法和唯意志主义的特色──马
克思主义。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以会具有上述特征，则起因于苏联
的改装、理解的片面、革命的压力、传统的力量、农民的现实、终极
（共产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历史规律必然实现）的诱惑以及
领袖的魅力。其实在这个领域，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围里，如
果学者能跳出第一层圈儿，站到第二层圈儿或第三层圈儿允许的范围
内，就算超不过毛泽东的水平，超过江泽民的水平还是比较容易的。
1999年，笔者曾打算以《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独到贡献》为题作博士学位论文，大纲当时已经通过导师的审
阅。论文准备涉及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方法论上的异同，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哲学背景的关系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背景
的关系，毛泽东哲学强调主观能动性、实践、辩证法与西方马克思主
义强调主观能动性、实践、辩证法之异同等等。但是由于非学术的原
因，笔者被取消了做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资格以及博士生资格。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2006年
6月17日由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举办
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理论局局长
路建平讲话中指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回答和解决
的可以概括为三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能否解决好
这三个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
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国人今天
能否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确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生死
存亡和长治久安。而实现这种超越则不能回避、必定涉及如何看待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从上面所谈到的中国大陆体制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状况
来看，除了已经提及的那些限制其水平的原因，没有庐山之外看庐山
的视角，即不能站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又能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是其无法达到真正的思想和学术深度的最重要原因。大家都站在庐山
之内相对最低处，抬头仰望着群峰争秀：马克思恩格斯的至高峰、毛
泽东一辈的次高峰、邓小平一辈的中高峰、江泽民一辈的小山丘，怎
么可能把惊心动魄、意蕴深邃、千曲百折、充满失败与成功、阴霾与
辉煌、坎坷与悲壮、经验和教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戏都看
透看全看明白呢？

在上一篇，我们已经从中国思想特点的角度论及为什么进入近代，中
国日益衰败、辉煌不再的原因。如果能以跨越时空的大度胸怀来看，
以千年为周期计，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落可以看作是一条正弦曲线从
唐宋时期的顶峰下滑过代表世界平均状况的水平线，继续下滑直至谷
底的过程。而西方发展的曲线与中国恰好形成对照，我们上升时，它
在下降，而我们下降时，它在上升。这种大眼光使我们不会陷入一种
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自卑，因为我们落在人后，只是300年之一小
段。但是具体地看，我们现在正处在由低谷艰难爬出，向上攀登的过
程中。我们已经直觉地抛弃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束缚我们思想
捆绑我们手脚的绳索镣铐，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的过程
中，才展示出让世人震惊的创造奇迹的能力和潜力。就象一个由病危
状态经抢救苏醒过来的病人，他可以进食进水了，身体每天的改善，
都在增加着他生存的希望和发展的信心，也会给他造成一种错觉，以
为他已经完全康复了，不存在进一步地“治病根儿”的必要了。所谓
“直觉地”，就象本书序言篇中所说，我们的掌勺大厨已经在为马克
思主义的包子换新馅儿，但并不是出于理性自觉，而是出于一种中国
人特有的“务实”的生存惯性。所以，我们必须十分理性地从理论上
而不只是直觉地搞清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到底何由而来，何物所是，
何功何过，何向所去，我们才可能在21世纪明明白白地创造出我们民
族的新世纪辉煌，才可能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进步事业中一个健
康而可靠的动力源。

中华民族
对应你国土上矗立着的地球最高屋脊珠穆朗玛，
自然而然又巧夺天工地，
你孕育出几千年来人类最美丽也最深邃的文明。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你发现了阴阳、五行
你创造了八卦、易经
你悟出了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德道一体；
你确信天、地、人都是由大道一以贯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你在哲学里涵盖了真善美大圣的信仰维度
你在俗世中演绎出执善而固执的超凡入圣
你如此早熟地制定出人际间伦常与道德规范；
又如此从容地解决着生活中复杂微妙的事情。
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是你入世务实的深刻经验，
崇道行德的“仁者爱人”是你追求超越的心灵支撑。
你品性的丰富多彩形成了独特的生活艺术：
书法、戏剧、曲艺、武术、养生……
你心智的真诚朴实为人类贡献出影响最大的技术发明：
养蚕、缫丝、织布、烧瓷、砖木建筑、马蹬、
中医药、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农耕……
历尽繁华，
公元1500年前的一千年间，
你托起堪称世界上头号的泱泱大国：
信仰包容、政治和平、道德普及、经济昌盛、文化繁荣。

然而，在地球上与你相对的另一面
有着恰恰与你各具千秋的别样文明。
你的可敬表现为知书达理，圆融、和谐，
他的可爱表现为求新求异，挑战、抗争。
你发明的火药还只用于制作爆竹来增加节日的喜庆，
他已经学会用火药制造成枪炮弹药用于征服的战争；
你还在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优雅潇洒地闲庭漫步，
他已经冲破神学统治发展起近代科学和工业文明；
你独尊儒术两千年后思想创造力已经消耗殆尽
　　却安心沉浸于洋洋自得故步自封，
他已经阔步迈入市场经济高唱着民主、自由、科学、理性
　　形成了近代的法治系统；
你读着圣贤书做着科举梦仍立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却战舰、火炮、鸦片、纺织品浩浩东来──
把个腐朽没落的末世皇朝逼得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节节认输无地自容。

中国呀，你不知不觉地已经落在人后了。
内部的独裁专制，
外来的侵略掠夺，
人民躲避兵匪之乱而颠沛流离、朝不保夕，
妻离子散、卖儿卖女、国破家亡、百业凋零……
中国呀，从此后越百年你不得不念念在心的是
　　如何走出这耻辱的历史被动。
可是，我的中国，你这礼仪之邦儒雅斯文信奉着德治天下的书生呀，
面对强词夺理弱肉强食的外来强盗和本土军阀
用什么办法对付这群内外勾结、不讲理的畜生？

几千载秉承大道的炎黄子孙终归是个不信邪、不服恶的伟大民族
变被动为主动
　　我们从来能够卧薪尝胆、百折不挠、学习探索、忍辱负重。
一次次地失败，一点点地进步，学来学去，
终于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专门对付帝国主义强盗的上乘武功。
这是一个有用的符咒，
作为符咒，马克思主义的神通也许并不广大，
可正好比良药不在价格，对症就能治病，
它却是帝国主义强盗、专制统治者畏惧的幽灵。
中国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条件灵活处置，
终于赶跑西方来掠夺的强盗成就起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奇功。

可是呀，
我们学来的是另一种文化中制服积年顽症的虎狼猛药，
却漠视拒绝了她历尽辛苦酿造的常保健康的琼浆香茗。
我们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不得不经过坎坷才能成长
在本该摘下这符咒的时候却错把它攥得更紧用得更频。
我们错过顺应天道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大好天时，
却迷信符咒人为地运动出残忍冷酷的“阶级斗争”。
终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革一条窄路走到了头儿，
物极必反，弥漫于整个民族中虽还不能公开张扬的共识正在形成：
再不摘下马克思主义这中国人不得不信之佩之崇之拜之的
　　20世纪命定符咒
中华民族21世纪的腾飞机遇就将失之交臂腾飞
　　将变成不知何时能圆的美梦。

马克思主义呀！谢谢你，你帮助了中华民族；
马克思主义呀！作为符咒，再见了，你的历史作用已经告终。

   改变一生的五句话

第一句话是：优秀是一种习惯。
　　这句话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那么懒惰也是一种习惯。人出生的时候，除了脾气会因为天性而有所不同，其他的东西基本都是后天形成的，是家庭影响和教育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我们有的人形成了很好的习惯，有的人形成了很坏的习惯。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使我们的优秀行为习以为常，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让我们习惯性地去创造性思考，习惯性地去认真做事情，习惯性地对别人友好，习惯性地欣赏大自然。

注解：要会“装”，要持续的、不间断的“装”，装久了就成了真的了，就成了习惯了，比如准时到会，每次都按时到会，你装装看，你装30年看看，装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习惯。：)

第二句话是：生命是一种过程。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命充实。人的生命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亡，我们不能因此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世界上很少有永恒。大学生谈恋爱，每天都在信誓旦旦地说我会爱你一辈子，这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学生谈恋爱的100对里有90对最后会分手，最后结婚了的还有一半会离婚。你说爱情能永恒吗？所以最真实的说法是：“我今天，此时此刻正在真心地爱着你。”明天也许你会失恋，失恋后我们会体验到失恋的痛苦。这种体验也是丰富你生命的一个过程。

注解：生命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你自己赋予你的生命一种你希望实现的意义，因此享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种意义所在。

第三句话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并不一定是直线。
　　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直截了当就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时需要等待，有时需要合作，有时需要技巧。我们做事情会碰到很多困难和障碍，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硬挺、硬冲，我们可以选择有困难绕过去，有障碍绕过去，也许这样做事情更加顺利。大家想一想，我们和别人说话还得想想哪句话更好听呢。尤其在中国这个比较复杂的社会中，大家要学会想办法谅解别人，要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成熟，很不错，你才能把事情做成。

注解：如果你在考数学试题，一定要答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如果你在走路，从A到B，明明可以直接过去，但所以人都不走，你最好别走，因为有陷阱。在中国办事情，直线性思维在很多地方要碰壁，这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处事智慧。

第四句话是：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加快速度。
　　我在滑雪的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停不下来。我刚开始学滑雪时没有请教练，看着别人滑雪，觉得很容易，不就是从山顶滑到山下吗？于是我穿上滑雪板，哧溜一下就滑下去了，结果我从山顶滑到山下，实际上是滚到山下，摔了很多个跟斗。我发现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停止、怎么保持平衡。最后我反复练习怎么在雪地上、斜坡上停下来。练了一个星期，我终于学会了在任何坡上停止、滑行、再停止。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会滑雪了，就敢从山顶高速地往山坡下冲。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想停，一转身就能停下来。只要你能停下来，你就不会撞上树、撞上石头、撞上人，你就不会被撞死。因此，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高速前进。

注解：用汽车来比喻，宝马可以上200公里，奇瑞却只能上120公里，为什么？发动机估计不相上下，差距在刹车系统，上了200公里刹不了车，呵呵，我的天！

第五句话是：放弃是一种智慧，缺陷是一种恩惠。
　　当你拥有六个苹果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们都吃掉，因为你把六个苹果全都吃掉，你也只吃到了六个苹果，只吃到了一种味道，那就是苹果的味道。如果你把六个苹果中的五个拿出来给别人吃，尽管表面上你丢了五个苹果，但实际上你却得到了其他五个人的友情和好感。以后你还能得到更多，当别人有了别的水果的时候，也一定会和你分享，你会从这个人手里得到一个橘子，那个人手里得到一个梨，最后你可能就得到了六种不同的水果，六种不同的味道，六种不同的颜色，六个人的友谊。人一定要学会用你拥有的东西去换取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和丰富的东西。所以说，放弃是一种智慧。

注解：我的个人原则是：每一次放弃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就不要放弃；每一次选择都必须是一次升华，否则不要选择。做人最大的乐趣在于通过奋斗去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有缺点意味着我们可以进一步完美，有匮乏之处意味着我们可以进一步努力。美国有一部电视片，讲的是一位富翁给后代留下了用不尽的遗产，结果他的后代全都变成了吸毒的、自杀的、进监狱的，或者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位富翁给自己后代留下的钱太多了，以致他们不需要劳动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继承一大笔财富，就几乎什么都能买到。所以，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他的生存空间就被剥夺掉了。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醒过来，感到自己今天缺点儿什么，感到自己还需要更加完美，感到自己还有追求，那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06年9月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